上海之所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之地、光榮之城,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特大城市超強集聚功能
這表現在人口、資金、技術、信息等諸多方面。共產國際成立的1919年,上海城市人口245萬,已是全國特大城市,上海工人階級占全國三分之一以上。包括新型文化人在內的海量人口來到上海,其動力機制有二:一是被上海優越的發展環境與創業前景吸引而來,二是因思想激進或其他緣故為他處所不容,被驅趕到上海來。正是在這些志士仁人中,產生了醞釀、參與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先進分子。四通八達的交通樞紐與郵政通訊,為上海城市集聚提供了便利。假如沒有滬杭鐵路,中共一大最后的那天會議,就無法轉移到嘉興去召開。清末數千青年留學日本,大多從上海出發。1919-1920年間,先后共20批約1600人從上海出發,到法國勤工儉學。蔡和森、向警予、鄧小平、陳毅等,都由此與上海發生了關聯,歸國以后都曾在上海從事革命工作。毛澤東雖然沒有赴法留學,但他多次到上海送別湖南赴法留學生。1920年5月,他來上海歡送湖南學生赴法留學。正是那一次,他在上海拜訪了陳獨秀,深受影響,這對他日后的革命生涯,至關重要。
移民社會優化集聚質量
五湖四海的移民來到上海,所依賴的是由親緣、地緣與業緣支撐起來的會館公所。如此社會結構,使得上海有如一處大超市,各地移民在此設攤經營。各地在滬同鄉組織,為各地來滬先進知識分子的相互聯絡、思想交流,進而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活動,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優化了集聚的內涵。陳獨秀多次駐留上海,均與其在上海的安徽同鄉有直接關系。1920年,陳獨秀在上海,住所環龍路漁陽里2號,本是安徽同鄉柏文蔚的寓所。中共一大代表中,有四人來自湖北,即董必武、李漢俊、陳潭秋與劉仁靜。這四個人在湖北本不相識,是上海這座城市把他們聯結起來,使他們由同鄉變為同志。1919年12月,蔡和森等人從湖南長沙來到上海,準備赴法勤工儉學。抵滬以后,發現船票漲價了,原先所備經費不敷使用。時在上海的湖南籍資本家聶云臺,資助800塊銀元解決了旅費問題。近代上海是異質性很高、流動性很大的陌生人社會,這為共產黨人從事地下斗爭提供了一定的方便。1925年中共召開四大,地址選在東寶興路一個地方,那里處于越界筑路地區,管理薄弱。選擇這樣的地方舉行,為的是便于隱蔽。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中共上海地下黨曾規定一條原則,即機關社會化,黨的各級機關都以商店、住家、醫院、寫字間等形式出現,住留機關和來往機關人員的穿著、語言、活動等,必須符合公開身份的要求。住家要夫妻二人,進進出出的人也不能太多,商店來往的人可多些,與國際接頭的機關是古董店,外國人來往不易引起懷疑。機關與個人搬家更是常事,這也是上海紅色遺址、舊址特別多的原因之一。華洋混處是上海移民社會另一個特點。1920年前后,上海外僑人口近3萬,來自英、美、法、德、日、俄等眾多國家,其中俄僑有5000人。眾多的外僑,特別是有那么多俄僑生活在上海,這為中國共產黨開展活動,為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馬林、尼克爾斯基等人在上海開展活動,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華洋混處的特點,也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地下斗爭提供了方便。陳獨秀在1921年、1922年兩次被租界當局逮捕,獄外的同志都是利用租界與華界法律不同,最后使其獲釋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周恩來遭到追捕,住進禮查飯店,隱藏了一段時間之后,去了武漢。
從自發集聚到自覺建黨
如果說,中共發起組成立以前,各地先進知識分子在上海的集聚是一種自發集聚,那么,中共發起組建立以后,越來越多的先進知識分子來到上海,則是一種自覺集聚,進而發展為自覺建黨。1920年6月19日前某日,陳獨秀在老漁陽里2號,與李漢俊、俞秀松等人,成立了黨組織,起草了黨的綱領。中共發起組成立以后,立即在黨的組織建設、理論建設與政治建設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一大以后的崢嶸歲月中,中共中央機關有126個月設在上海,舉行過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六次中央全會。1933年1月,中共中央機關被迫遷往江西瑞金以后,上海依然是中共地下黨重要活動地、黨的統一戰線重要實踐地、黨的國際外宣重要實施地、左翼思想文化戰線主陣地、抗日救亡運動中心地、黨的諸多戰略物資獲得地,上海依然是中國工人運動、革命文化運動和各民主階層愛國民主運動的主要堡壘之一?!俺跣闹?、光榮之城”之美譽,上海實至而名歸。
來源:文匯報,2024-07-10
作者:熊月之,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