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引領實行全方位、深層次、根本性的改革,取得歷史性、革命性、開創性的成就,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越走越寬廣。
對照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要求,上海應當以科技創新為引領,以改革開放為動力,以國家重大戰略為牽引,以城市治理現代化為保障,加快推動國際科創中心從“建框架”到“強功能”躍升,進一步強化“五個中心”協同效應,充分發揮龍頭帶動和示范引領作用。
內在邏輯
“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實現高質量發展要靠科技創新培育新動能”,深刻揭示了科技創新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的核心位置。就上?!拔鍌€中心”建設而言,國際科創中心建設具有引領全局和基礎支撐的雙重作用。
其中,作為國際科創中心建設主線的“強化科技創新策源功能”至少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強調科技創新的源頭性,即能夠產生原始創新成果,成為新思想、新知識、新技術的發源地;二是要有強大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其產生的創新成果能夠像源頭之水一樣向相關產業、周邊地區乃至整個社會擴散和滲透,進而帶動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高質量發展。
對照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要求,需要把握國際科創中心與其他中心建設工作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推進要素、功能、空間和政策等四個維度的協同聯動。
要素聯動,表現為“資本—技術—數據—人才”等關鍵要素的優化組合與高效配置。創新是第一動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國際科創中心與其他中心之間的人才流動與合作,不僅為各領域提供源源不斷的智力支持,還能促進知識與技能的傳播應用,推動整個社會的創新進步。同時,為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等領域提供強大的技術后盾,促進各行各業的轉型升級。數據是當今時代的核心要素之一。通過加強數據要素的融通匯聚,國際科創中心與其他四個中心能夠更緊密地協作,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和業務的無縫對接。
功能聯動,表現為“五個中心”之間的深度互動與雙向賦能。國際科創中心建設可為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建設提供綿綿不絕的驅動力,后者則可為國際科創中心建設提供廣闊需求和應用場景。國際科創中心建設發揮核心的賦能與引領作用,通過推動產業升級轉型,不僅降低經濟活動對資源的依賴,還實現創新經濟的蓬勃發展;經濟中心所塑造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為科技創新提供穩固的基石。在科技與金融的融合中,國際科創中心建設以科技力量推動金融業務創新發展,構建金融科技新生態;金融中心則通過資本運作和投資引領功能,以科技金融為科技創新中心注入強大的發展動力。面對全球貿易舞臺,國際科創中心建設以顛覆性的創新成果,助力貿易高質量發展;貿易中心憑借廣闊的平臺資源,促進科技創新成果的流動與擴散,助力創新成果涌現。在航運領域,科技創新推動航運業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為現代航運業注入新的活力;航運中心則憑借強大的陸海輻射能力,提供高效的物流樞紐保障,確保創新成果快速、安全地觸達全球市場。
空間聯動,表現為核心功能承載區域的高效率利用以及相互之間的高水平協調??臻g聯動,不僅強調市域范圍內“五個中心”空間布局的協同優化以及重點功能集聚區之間的協同合作,如陸家嘴金融區與張江高科技園區、臨港新片區之間的戰略配合,實現區域聯動,打破地理界限,促進更廣泛的資源整合與共享,也重視“五個中心”核心功能區域內部的緊密聯系與高效利用,確保資源的優化配置與高效管理。
政策聯動,表現為“五個中心”在縱向、橫向和時間維度上的政策聯動。這首先體現在中央、地方以及重點區域之間的縱向聯動,確保上級政策的有效落地和實施,也要求下級能夠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制定更為精細化的政策措施,形成政策執行的層級性和針對性。政策聯動還表現在同級政府部門之間的“橫向聯動”上,即確保同級政府各領域政策能夠相互支持、形成合力,避免政策沖突和重復,從而提高政策執行效率。政策聯動還重點關注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之間的穩定性、連貫性和協同性,這可視為一種時間維度上的聯動。它要求政策制定者不僅具備長遠的規劃視野,以確保政策的持續性、穩定性,還要密切關注政策在不同時間節點上的銜接情況,從而實現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之間的協同推進。
釋放動力
從要素聯動、功能聯動、空間聯動、政策聯動四個維度來看,上海國際科創中心與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聯動發展取得了一系列積極成效。但對照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要求,以科技創新引領高水平“五個中心”建設的創新力、驅動力還有待進一步釋放。
第一,要素流動加快,但靶向發力有待優化。
比如,科技成果商業價值評估力量薄弱,專門從事科技成果評價和商業化驗證的機構較少;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平臺同質化嚴重,科技中介定價機制不完善,導致科技成果轉化不暢。
調研發現,某新興科技企業研發的一項具有潛力的合成生物技術,因缺乏專業的科技成果商業價值評估機構,難以準確評估其市場價值,導致融資困難,影響了后續的研發和推廣。
又如,由于不同程度的市場壁壘、制度壁壘、信息壁壘和行政壁壘,創新資金在跨組織、跨領域配置時效率仍然偏低;創新資源共享不足,創新資源多集中于高校、科研院所等,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獲取創新資源的平臺和渠道有限,基礎性創新成果與產業發展脫節。
再如,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之間的人才流動還不夠通暢,科技人才合作互助、成果共享機制相對缺乏,資金鏈、創新鏈、人才鏈的耦合協調還需進一步優化。
第二,策源功能顯現,但融合水平有待提升。
在國際科創中心建設上,上海的科技創新策源功能顯著增強,如布局建設30家前沿科學研究基地、42家協同創新基地,還有14所高校深入探索建設大學科技園。
但對照全面深化改革新要求,還需啃下協調成本高、信息共享不夠、利益共享難等硬骨頭,更好地賦能產業轉型升級,推動金融科技發展,推進跨境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補齊高端航運服務短板。
比如,在用科技創新補齊高端航運服務短板方面,某航運企業嘗試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優化航線規劃,但因技術與業務融合不夠緊密,實際效果未達預期。
第三,空間格局初定,但集聚聯動有待強化。
從市域層面來看,“五個中心”之間的互聯互通機制還不夠健全,缺乏一個高效協同的網絡來推動各中心之間的深度合作。比如,張江科學城作為國家級科創高地,與上海以及浦東其他區域的聯動尚顯不足。新形勢下,有必要推動張江科學城擴區提質、促進更大范圍產城融合,優化產業和居住布局,加快園區向城區轉型。
在區級層面,雖然各區內部的科技創新與特色產業融合得較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產業集群和創新生態,但跨區聯動仍然較弱,資源共享程度還不足。比如,A區的生物醫藥產業集群與B區的醫療器械產業集群“天然互補”,但跨區合作較少,未能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限制了產業規模的進一步擴大。
在重點區域,雖然有的具備較強的創新潛力和發展優勢,但在城市功能配套和服務設施建設方面仍相對滯后,缺乏多樣化的功能布局與混合使用,與其他區域及中心之間的時空互聯、人才與資源流動效率還有待提高。比如,某重點科技園區具備強大的創新研發能力,但周邊生活配套設施不夠完善,加之軌道交通出行不便等因素,導致人才流失。
第四,政策制定多源,協同效應有待增強。
在政策聯動層面,政策主體之間仍然存在潛在沖突,總體政策與各子系統政策間的目標一致性有待提升,短期的政策目標與長期的政策目標有待進一步銜接。
特別是,一些政策的制定對整體謀劃、協同聯動重視不足,市、區兩級政策在系統統籌上也有待進一步協同,多中心互動政策在執行和實踐過程中尚缺少長效機制。比如,市級出臺的鼓勵科技創新企業上市的政策與某區為吸引企業落地而制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存在差異,導致企業在選擇發展區域時產生困惑。
對策建議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加強頂層設計、總體謀劃,破立并舉、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創新重要制度。新形勢下,要積極借鑒吸收國內外相關經驗,整體謀劃“五個中心”聯動發展的制度體系和政策舉措,推進優化要素資源配置的發展型改革,推動高質量的要素聯動、功能聯動、空間聯動,推進優化政府內部關系的治理型改革,推動高水平的政策聯動,更好地服務國家改革發展大局。
一是深化要素聯動。
深化要素聯動關鍵是打造多層次的網絡化關系,推動高效通達的產業網絡、科技創新網絡、金融服務網絡、信息通信網絡、人才流動網絡的立體疊加、有機互聯。
比如,升級人才、研發與企業總部計劃,加大力度吸引集聚跨國公司、跨國資本和跨國人才,助力高端要素流動提檔升級。新加坡推出的吸引人才的頂級專才準證與科技準證、吸引企業的區域/國際總部計劃和特準國際貿易商計劃等規定,只要企業設立國際總部或區域總部,就按照10%至15%的稅率繳納企業稅等(這甚至低于中國香港的16.5%)。
又如,促進資本要素流動,加大金融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鼓勵金融機構開發適合本土科創企業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在此基礎上,推進資本市場機制改革,加大長期資金入市力度,引導投資機構強化逆周期布局,大力發展對風險有較高承受力且對資本回報有著較長期限展望的耐心資本,并進一步完善上市標準和上市程序、加強信息披露要求、促進市場投資結構轉變,為耐心資本提供更加廣闊的投資空間和退出通道。
再如,破除創新人才、創新產出在區域內流動的隱性壁壘,實施更加開放的人才政策,并強化技術開放與共享??山梃b美國硅谷打造開放創新生態系統經驗和日本知識產權嚴格執法等經驗,加強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的合作與交流,為技術和數據的自由流動提供法治保障。
二是增強功能聯動。
借助多中心集聚的優勢,努力在強化科技創新策源功能、健全科技創新體系上取得新突破,在培育壯大新質生產力上發揮示范引領作用。
臨港新片區、張江科學城和G60科創走廊等重點區域,可借鑒由圣何塞高技術產業群、奧克蘭高端制造業和舊金山專業服務業共同打造形成的“科技(輻射)+產業(網絡)+制度(環境)”的科技創新引導產業升級模式,或借鑒東京“工業(集群)+研發(基地)+政府(立法)”的產業基礎激發科技創新模式,通過大企業開放供應鏈、產業鏈帶動孵化中小企業形成的創新生態,加強與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等產業的融合發展,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
同時,可強化金融賦能,大力發展科技金融。比如,設立一批專注于科技領域的投資基金,為初創企業和科研項目提供風險投資、貸款等多元化融資渠道;推動金融科技的應用與發展,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與精準度等。
此外,可加快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數據樞紐,包括建設數字貿易國際樞紐、完善航運貿易數字化試點示范平臺;圍繞場館方、辦展方、參展方三個主體精準施策,加快打造國際會展之都,強化會展與產業、貿易、消費聯動,更好地把商旅流量轉化為消費增量。
三是加強空間聯動。
根據“五個中心”的功能定位和發展需求,有必要進一步優化空間布局,避免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
比如,推進地鐵、公交、高速公路等多種交通方式的無縫銜接,提升整體運營效率,構建高效、快速的交通體系;升級與擴建通信設施,確保數據傳輸的高速與穩定,支持重點區域之間的即時通信與遠程協作。
又如,可進一步升級打造外灘金融科技增長極,進一步發揮科技創新對虹橋國際商務區的聯動賦能,進一步激活東方樞紐國際商務合作區潛力。
再如,推進重點區域的用地混合,在同一地塊內融合居住、商業、辦公、文化等多種功能的基礎上,加強立體空間的多層次利用,包括積極建設地下空間,將地下區域開發為停車場、購物中心、公共交通站點等,包括重視空中連廊建設,形成便捷的步行網絡,減少地面交通壓力,打造獨特的城市觀景體驗,增強城市活力。
四是優化政策聯動。
改革永遠在路上,改革之路無坦途。對照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要求,有必要加緊完善政策協同聯動機制,提升政策的一致性、協同性和連貫性,確保短期政策能夠為實現戰略方向和長遠規劃等長期目標奠定基礎。
比如,強化高級別決策機構的統籌,建立跨部門的協調機構或委員會,或組建由多個相關部門代表組成的協調機構,統籌協調“五個中心”建設的相關政策和工作,防止個體政策的合成謬誤。與之相伴,可進一步提升公眾參與度,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拓寬公眾參與政策制定的渠道。
又如,在政策調整時設定合理的過渡期,以便市場主體有時間適應新政策,減少政策變動帶來的沖擊。與之相伴,加強法律審查與監督,通過人大監督、審計監督、社會監督等多種形式,對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進行全方位監督,確保其符合整體利益和上位法規定,避免部門利益法制化。
來源:解放日報,日期:2024-07-16
作者:鄧智團,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